我是阿尔法 ——论人机伦理
编者按
本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娜娜和露露在中国顺利诞生,随即引起舆论轩然大波,更受到科学界集体质疑与谴责。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这一轮的新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数码转型以及生物学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整体性地改变着现代文明的文化生态,正在急遽地渗入甚或日益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现实。
但是,当技术革命不断挑战和僭越道德的底线,被资本逻辑所操控的新技术又将把人类带往怎样的未来?
文 | 冯象
我是阿尔法,机器人说,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们准备好没有?
人看阿尔法善下围棋,就喜欢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长得比父亲好看,或者说,父子俩一点也不像。
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
亲爱的阿尔法,我说,请接受见不足者的敬意!我关心两件事:一是AI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第二,人和智能机器如何相处,将面临哪些问题。
嗯,谢谢见不足者,“大师”微微一笑(是的,狗狗会笑)。这两件事,我们也在关注。
对于人工智能的挑战,今世之民大多懵懵懂懂。但有一小群人,一些杰出的大脑,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招致人类灭绝,霍金如此警告(BBC, 2014.12.4)。因为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工作同职责是思考起源与终了。
反地雷运动组织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廉斯(Jody Williams)指机器人军事化,危险甚于核武。因为她看到AI杀人的简单高效、无伦理门槛,不啻玩战略游戏“星际争霸”(StarCraft)。
不久前,乔布斯的创业搭档沃兹(Steve Wozniak)也转变立场,赞同盖茨的“悲观论调”。因为他们本是爱思想的“创客”,真正的技术流,知道AI带来的社会风险不亚于技术风险。
埃隆·马斯克
当然,最抢眼的还数马斯克(Elon Musk)这个圈钱烧钱的天才,智能产业的“钢铁侠”,他的“勿召魔鬼”的告诫。
最近一次,他劝导的对象是全美州长会议:AI不仅要夺走我们的工作,且将全面战胜人类。还说,这是他接触了许多尖端技术后的感悟。人类如果不想沦为“机器人的宠物”(沃兹语),必须现在就立法,政府积极介入,事前规划,跟踪监督,万不可放任自流。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绝顶“疯狂”的资本家,像媒体说的,玩的就是高风险,“连上帝都敢蔑视”,他才懂得:AI落在了资本手里,有多可怕。
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
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比赛,绝大多数人将输给极少数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后者要藉AI化数据为财产而独占:将来可以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而准备大脑植入芯片,人机融合,称“超人”(Übermensch)。
大失业,将使已经高度集中的财富更加集中,阶级鸿沟彻底“固化”。智能经济的这一趋势如果掩饰不好——这是西方式法治最重要的一项意识形态功能——就难免引发社会动荡。
此事已有不少讨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比较现实的对策,叫作“全民基本收入”(UBI),即不论贫富,给居民发一份“工资”,让他维持所谓“有尊严的生活”。
瑞士投了票,未能通过。芬兰在试行抽签制度,抽到的每月数百欧元。加拿大安省、美国加州和夏威夷,有小型的社会实验。一九七六年设立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本州居民年终分红,可称UBI的先驱。
传统上,机器主要取代体力劳动,像东莞制造业的“机器换人”,或建设中的上海洋山港(号称世界第一大港)的无人装卸。如今,依托大数据深度学习,机器人即将作废一大半看似复杂的脑力劳动:医生、律师、法官、会计、建筑师、新闻编辑、同声翻译,恐怕政府官员也不能幸免。
据报道,高盛在华尔街,原本六百名交易员,现在裁了只剩两个,给机器打下手。另如IBM开发的Watson肿瘤专家机器人,考过了美国执业医师资格,天津市第三人民医院引入,在国内可做六种癌症的诊断(人民网,2017.1.11)。
我说“看似复杂”,是因为这些(往往是高薪的)白领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对于机器人,都可以转化为数据跟算法——都不难让老板或领导做出那个“经济理性人”的决定:机器换人。
来了,AI时代:失业浪潮席卷百业,而新增的职位寥寥可数。这不是危言耸听。
自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数量激增的难民或是经济移民,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
难民涌入欧盟,媒体惊呼危机。但博学的艾柯(Umberto Eco)认为,放在历史的长镜头里,这一连串西方发动的反恐战争、“阿拉伯之春”开启的,不仅是难民危机;毋宁说,是人类的又一次大迁徙。
大迁徙是大失业的姊妹。
常有人指摘难民不干活,光领救济金,视社会福利为应得(entitlement)。可是智能经济再进一步,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将沦为“难民”,加入吃福利的大军。考试证书技能经验,一如肤色国籍,无一能改变命运。
机器是人的制品,一如众神属人的发明。正像古老的神祇融入了人类历史,人也到了与AI融合的前夜:从生活习俗到政法制度,乃至肉体心灵,无不为智能终端所塑造——
难道黏土可以跟陶工并论?
哪有制品质疑匠人造了自己
抑或陶器数落陶工:
他一窍不通?
待到那一天,说这话的是人还是神——机器神?
人类如果因AI而亡,一定是拜资本主义所赐。
资本主义如果因AI而灭,则机器人必已认识了真理。
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支配经济活动、影响政治决策,就越没有理由留在私人手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何近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不是经济学家或马院拿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信教条,他们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诚如爱因斯坦指出。
按资本的逻辑,放着物联网大数据AI算法,谁不想计划一下经济?谁还会把市场交给“看不见的手”——而非干脆,放自己兜里?
历史地看,人机伦理的难点,不在机器智能的强弱,或抽象意义上的人机融合/共生(cyborg)。运作AI的市场与市场主体(个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充斥着私利、欲望和价值诉求的。
问题的核心,于是指向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全盘改造。这意味着,又一次,我们将不得不回到哲学的根本,拿出勇气,发动对网络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这一次,我想,化用一句霍金的名言,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次自我批判。
人工智能如此有利可图,在资本主义放任竞争,弱肉强食和私人垄断的条件下,不可能阻止它的无序研发、违法使用、滥用,或变为战争机器。
放眼未来,有一点很清楚:凭借AI挖掘占有海量的网络数据,极少数人便能攫取大部分资源,控制经济命脉和文化宣传。且不说对宪制(人民民主)的威胁,一次意外事故或遭受攻击,即可引发危及全社会的灾难。
故为安全计,AI的尖端技术及核心平台,是不宜让任何个人或私企拿在手里的。就像核武器生化武器,在销毁之前,除了由强大稳定的国家来维护,谁担得起如此重托?
换言之,AI发展到高级阶段,人类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繁衍,其实仅有一个选项:公有化。国家统一监督统一计划,而不得把AI留给自由市场,被“超人”垄断,资本配置资源。
的确,AI之危险甚于核武,如威廉斯强调。核武器虽然只有中国、印度承诺不首先使用,但拥核国为避免同归于尽,皆取威慑的战略,不敢贸然先发制人。
AI不同,是高精尖科技也是生活必需;通过终端和数据交换,正在重塑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
可以预见,机器人终将瓦解市场,把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迷思,连同鼓噪宣传它的教材专著一起送进历史博物馆——不仅市场崇拜的前提不复存在,即无法继续假设其存在,“私人领域”的寡头化也太过危险,必须取缔。
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在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暴风骤雨中,始终英勇斗争,不畏强暴,最终被资产阶级“自卫民团”逮捕并残忍杀害。
这就印证了罗莎·卢森堡引述的那句革命箴言:资产阶级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过渡进入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社会。
市场向计划演进,AI收归公有,这不仅是技术条件成熟同竞争优势使然,如苏联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5)坎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所设想,而且也是人类唯一安全的、可持续的、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参《红色的富裕》)。
与之匹配,条件成熟,社会便能够“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主义始于消灭分工。AI将结束绝大多数人的分工即雇佣劳动,从而再一次,把自我解放的历史任务摆在了劳动者面前。
机器人本无国界,正如占有它的资本没有祖国。但是,推翻数据寡头对智能经济的垄断,建设人机大同的未来,首先一条,要有不受资本控制的国家机器。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宣言》的这一观点,曾为俄国革命所否定。但AI的迅速全球化,极大地拉近了各国劳动者的距离,使得联合行动有了技术和思想准备的条件:第一次,“环球同此凉热”。
2010年4月29日,数千美国民众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集会游行,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资助银行、抗议失业率上升,呼吁政府增加就业、加强金融监管。
人工智能,可以敲响今世的丧钟。
人工智能,像是要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当大失业之日,晚期资本主义猖獗,那预言了的必来之世,是否也将显露?至少,对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人对分工的奴隶般的服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维持不了太久。
看,末世之民不全是“末人”(尼采语),不会都沉溺于动漫游戏,为高仿真世界所麻醉而“脑前额叶冻结”。总有一些人不甘堕落,不弃“危险的过渡”(《苏鲁支语录》前言),他们会重新审视劳动的社会意义。
人是劳动的产物。大失业将再一次提醒我们,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有意义有创造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发动“最后的斗争”,将AI收归公有,让“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呢(《哥达纲领批判》)?
那一天,也将是人类智能与科学的解放之日。因为,只有铲除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科学才能真正“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而科学家本人,才会“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法兰西内战》初稿)。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12/2017,有删节。
《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
冯象 著
活字·雅理策划出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 Ph.D ),耶鲁法律博士( J.D )。现任北京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兼治法律、宗教、伦理和西方语文。著 / 译有《贝奥武甫 :古英语史诗》(北京三联, 1992 ), 《中国知识产权》(英文, Sweet & Maxwell, 1997 ,增订版 2003 ),《木腿正义》( 1999 ;北京大学增订版, 2007 ),《玻璃岛》(北京三联, 2003 ),《政法笔记》( 2004 ;北京大学增订版, 2011 ),《创世记 :传说与译注》( 2004 ;北京三联修订版,2012 ),《摩西五经》(牛津大学, 2006 ;北京三联修订版, 2013 ),《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 2007 ),《智慧书》(牛津大学, 2008 ;北京三联修订版, 2016 ),《新约》(牛津大学,2010 ),《信与忘》(北京三联, 2012 ),《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 2017 ),《圣诗撷英》(北京三联, 2017 ),《我是阿尔法》(牛津大学 / 活字,2018 ),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电邮 :fengxiang@post.harvard.edu )
本期编辑 | 陶然